aobo真人娱乐|孙宏年:民国初年陆兴祺救助、组织流亡哲印难民回国问题初探

2020-01-10 11:27:01

[摘要] 作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对这些难民极为同情,1913年起协调人力、财力,救助难民,并组织他们回国,这一工作到1915年底结束。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英帝国主义则乘机挑拨,使西藏地区局势更为混乱。1912年1月13日,驻藏办事大臣衙门参赞钱锡宝及眷属在50名士兵护送下到达亚东,16日前往印度“转道回中国”。

aobo真人娱乐|孙宏年:民国初年陆兴祺救助、组织流亡哲印难民回国问题初探

aobo真人娱乐,辛亥革命发生后,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地清朝驻军或起事,或哗变,并与西藏地方武装发生冲突。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干预,1912年联豫等前清官员与这些官兵、部分内地商人等被迫经过印度回国,而后一部分人滞留哲孟雄(今为印度锡金邦)、英属印度,成为难民。作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对这些难民极为同情,1913年起协调人力、财力,救助难民,并组织他们回国,这一工作到1915年底结束。对此,目前国内外学界鲜有关注,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进行初步的梳理,希望学界同仁共同探讨,以求引玉之效。

辛亥革命发生后,消息传到西藏,驻藏新军官兵立即分化为主张共和与拥戴帝制的两派。1911年11月,一部分拉萨驻军以索要积欠军饷为名首先起事,把驻藏大臣联豫拘禁在军营中,另推首领,响应革命。由于新军内部派系林立,导致相互仇杀,还有一些士兵借机大肆抢掠,围攻色拉寺,遭到该寺僧众还击。日喀则、江孜、亚东的清朝驻军也先后哗变,烧收杀抢掠,各地人民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藏贵族官员组织起武装,与清朝驻藏官兵进行有组织的对抗。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英帝国主义则乘机挑拨,使西藏地区局势更为混乱。1912年7月,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的调解,西藏地方代表与联豫、钟颖达成协议,除联豫及少数官员仍留西藏并保留少量武器外,其余驻藏川军交出枪支弹药后经印度回国,其枪弹暂时在西藏封存。到1912年底,驻藏清军离藏,战事结束。[1]

西藏发生变乱后,一批前清官员就陆续撤离拉萨,并路过亚东,而后离开西藏经理印度回国。1912年1月13日,驻藏办事大臣衙门参赞钱锡宝及眷属在50名士兵护送下到达亚东,16日前往印度“转道回中国”。同月18日,江孜监督马吉符也经亚东离开西藏前往印度。到3月30日(阴历二月十一日),靖西理事同知马师周又以前往印度就医为名,把“靖西监督关防”暂交汪曲策忍。他之所以离开,并非完全是因病赴印,而是“藏人施加极大压力要其离藏”,而海关监督衙门又有人因“数月未发薪俸,拟杀死马师周,他不得不贷款发薪以免被刼持”,以致被迫“仓皇离去,无法正式移交衙门一切事宜”,连关防也是私下交给汪曲策忍的。[2]

面对西藏地区的复杂局势,川、滇等邻近各省和国内爱国的舆论都呼吁保卫西藏、稳固西南边。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多次申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在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4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中央政府从南迁往北京,直到袁世此后采取措施稳定西藏局势,5月任命尚在西藏的前清军官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3],6月命令四川、云南出兵进军西藏,7月设立蒙藏事耷局管理蒙古、西藏地区事务,还与英国交涉。

1912年6月,达赖喇嘛从印度进入西藏境内,曾在亚东短暂停留,此后西藏当局开始驱逐拉萨、亚东的前清官员、士兵和汉族居民,7月1日驱逐了亚东海关文案王绍昌,理由是“发觉他有政治阴谋,在汉人与藏人之间制造麻烦”.对于亚东的其他汉族居民,西藏当局也计划全部驱逐出境,但汪曲策忍与藏官讨论时,强调这里的汉人并非士兵,都是“无害之公民”,他就可以“保证他们行为良好”。9月以后,驻拉萨等地的清军分批到达亚东,又陆续离开西藏前往印度。11月23日,联豫及随从、卫兵80多人到达亚东,因天降大雪曾短暂停留。[4]

作为中华民国在西藏的最高的官员,1913年1月钟颖也被迫撤出拉萨,退到亚东。据亚东海关代理税务司汪曲策忍(又作汪曲策仁)向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报告时,他是在1月11日率前驻藏清军官兵和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及其家属1000多人到达亚东的,随后把同行的士兵、随从分三批遣往印度,只留下80名精兵作为随身卫士。汪曲策忍还协助钟颖把中国中央政府给达赖的公文交给当地的一位藏族官员,让他转递给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公文的主要内容是“恢复达赖喇嘛名号及诸噶伦职务之命令,并通知达赖喇嘛,中华民国与西藏人之关系一如既往,藏族是在中华民国领导下的一个民族,因此达赖喇嘛应派代表前往中国,或接受中国派来之代表,与中华民国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应却是要求钟颖“迅速离藏,切勿拖延。约有七百名士兵集合江孜”,即将开往亚东,声称如果钟颖不“自行撤离西藏,则将被强制驱逐”。汪曲策忍只得回复西藏地方官员,以“钟将军系在等待达赖喇嘛答复大总统之公文”为托辞,让钟颖继续留在海关。[5]3月13日,钟颖电告大总统,说对于中央的电文“藏人不理,仍行驱迫出境”,还威胁“如不起程,战事即在目前”,为此既指斥西藏当局“背叛民国”,又说自己“身边仅数十人,实无战守能力”,请中央指示如何处置。17日,国务院致电钟颖,表示中央已经电告达赖“饬勿迫逐在案,现尚未接复电”,钟颖“所带人数甚少,并无作战嫌疑”,应请负责调解的尼泊尔官员“设法劝导”西藏地方官员“勿遽迫逐”,强调“刻下藏事尚未解决,该长官当以领土为重,慎毋遽离藏境,致碍大局”。[6]由于西藏当局不断施加压力,亚东海关也根据海关总税务司指令表示不介人“任何具有外交性质事务”,钟颖只好在3月28日离开亚东海关,移居于郎热,该地距离海关4英里、距印度边界不到3英里。他一直在那里住到4月14日,这天下午越过中印边界进人印度,从而正式地离开西藏地区。[7]

正是由于钟颖受到西藏当局的驱逐、无法在西藏立足,北京民国政府被迫采取应对性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大总统袁世凯颁布策令:“任命陆兴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正是在1913年4月2日,陆兴祺在印度接到了任命的正式电文,全文如下:

陆兴祺鉴:奉大总统令“接钟颖电称‘现拨移驻藏边印界’等语,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前此种种貽误,致酿巨变。□□不遵命令,擅行离藏,实属咎无可辞,应即免官,听候查办。此令“又奉令任命陆兴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此令”等因,奉此,合行电达。国务院,冬,印。[8]

在这封电报中,北京民国政府强调,“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前此种种贻误,致酿巨变”,现在又“不遵命令,擅行离藏,实属咎无可辞,应即免官,听候査办”,同时“任命陆兴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冬”为当时电报的代日韵目,是指每月的2日,再加上电文末尾空白处有人手写“四月二日到”,说明该电文是1913年4月2日收到的,陆兴祺也是这天被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的。

作为新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不得不面对流亡在哲孟雄、印度的中国官兵、商人及其眷属的问题。1913年初,前清的驻军、汉族商人及其家属随同联豫、钟颖等人进人印度后,联豫、钟颖等先后回国,一部分官兵、商人及其眷属流亡在哲孟雄、印度。对于这些汉族商人、前清官员和士兵及家属,英属印度当局采取了限制性措施,特别是对前清官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写下不再干预西藏事务的“具结”,而后扣押在英国人经营的指定旅馆里。为防止他们返回西藏,1912年10月至1913年5月间英印当局又把他们分七批遣返中国。根据冯明珠教授的研究,中、英两国的档案显示,这七批被遣返的中国人由加尔各答乘船返回上海,包括前清官员、士兵及妇女、儿童等,共计1633人。[9]他们从印度回国后能否顺利回到家乡,有无生活来源?当时不少人非常关心,1913年4月9日钟颖就分明致电江苏都督、四川都督,强调回国人员中有40名退伍的士兵,他们都“苦劳可悯”,到上海后请江苏都督程德全派人照料,资助他们返回四川。[10]他还请求四川都督,在他们返回四川后“藏饷项下发给十四个月薪饷,以免向隅”。[11]钟颖所说40名士兵应是随从他在西藏、当时经印度回国的前淸士兵,他希望江苏方面在他们到上海后给予照料,发给路费,帮助他们返回四川老家,更希望四川方面发给14个月的军饷,免得他们返乡衣食无着。钟颖所说14个月,应当是指1912年1月起至1913年初的14个月,认为尽管中国发生了王朝更替,但他们仍为国家服役,仍应按清代的办法由四川的“藏饷”中补发“薪饷”。

对于流亡哲孟雄、印度的商人、前清官兵等人,1913年起就有不少人给予关注,并设法救济。1913年4月26日,由于英属印度噶伦堡地区的“流落军民苦累可悯”,钟颖就致电陆兴祺,希望能汇款6000元,以便加以资助,“稍加资润,劝使内渡”。[12]陆兴祺对此也很忧虑,他曾经组织当地华侨、华商多次捐款,资助这些流寓印度的军民回国和生活。[13]到1914年2月,他致电大总统袁世凯汇报这一情况,强调“留藏及由藏流寓噶伦堡华人亟待拯救”,袁氏命令有关部门“筹议”。5月19日,陆兴祺又致电大总统,强调这些流寓军民“无处觅食,生计愈穷,死亡相闻,危迫至极,屡呈哀意,倍极惨切”,恳请“饬部速行设法,电示祗遵”。[14]23日,政事堂电陆兴祺,表示已经接到大总统命令:19日电悉,“所呈留藏及流寓噶伦堡华人情形,殊堪怜悯,已饬财政部设法筹济”。[15]

在接到“设法筹济”的命令后,财政部并未迅速与陆兴祺联系,他忧心如焚,6月3日致电该部,恳请“尽速筹措”,全文如下:

转北京,财政部钧鉴:

院,密。西藏自变乱后至今,已逾两栽,所有留藏华人生计久绝,困苦至极,陆续来印觅食者,现统计已达六百余口。经商无本,食力无方,不通言语,不服水土,穷愁交迫,死者已十之一,病者已十之三四,嗷嗷待毙,实已危迫万分。以国体所关、民命所系,已电恳大总统恩准救济,闻已蒙交大部核办。现计宜资遣回国者三百余人,其无家可归须发急賑者二百余人,万祈尽速筹措,不胜切盼。陆兴祺,江。[16]

6月12日,陆兴祺接到了财政部的回复,内容竟然是“请执事向当地殷实侨商先筹急赈,本部仍将竭力设法筹拨,续电知照”。[17]这让陆氏大为吃惊,15日复电财政部,表示“印埠华侨殷商无几”,民国建立以来“国民捐”及各种捐款均“已竭力”,“陆军首次出藏时亦曾迭次集款资送”,如今“捐事已成弩末,若再提议赈济出藏华人,实已力有不逮”,而且“缓不济急”,“资送与赈济应同时举办”,财政部“筹款之艰,通国共谅,但能为力,何忍至今袖手?”他还说,近期接到报告,饿死的流寓军民已达20余人,“病者尤多”,“资送、赈济两事统约需银贰万两之谱”,如何“筹措办理之处,伏乞钧裁”。[18]到20日,袁世凯给予陆兴祺极大的支持,他对于陆氏“所请筹措出藏华人赈款二万两”,命令财政部“筹拨银二万两,以资赈济”。[19]

北京民国政府批准拨款二万两救济流寓印度的军民,这让陆兴祺很振奋,可财政部迟迟不汇款,又让他十分无奈。7月,他三次致电财政部,6日表示中央政府“允拨赈款,所有由藏流寓印度华人闻之咸庆咳生”,急盼“速电汇为祷”。17日,他强调现在“出藏华民死亡相继”,“亟恳从速电汇以解倒悬”。25日,他又在电报中说“出藏华民穷迫待遣賑款二万两,速由银行电汇”。[20]

陆氏的三次电催并未得到财政部的积极回应,直到1915年5月21日财政部才通过花旗银行汇来赈济款大洋一万元。[21]此后,陆氏又多次向财政部催索余款,仍然没有得到回音。6月5日外交部致电陆兴祺,请他用英文报告“办理賑济与资遣流落噶伦堡华民等事现在办理情形”。[22]陆兴祺在回复外交部时表示,5月27日收到财政部汇款大洋一万元,正派人调査噶伦堡与附近地区穷苦华民,以便由“生谷拉”轮船遣返上海,依据以前的清册,“待赈者三百人,候遣者二百余人,尚有流落西藏边界者甚多”,都非常穷苦。财政部汇款根据“不为敷用”,他只能“尽力办理,能遣若干即算若干”。而“去年大总统恩准贰万两”,他已经五次电催财政部,“求发此款”,三封电报是去年七月内拍发的,可“均不见复,请即向该部催将恩准之款全数汇下,以便快捷完事”。[23]这一报告似乎产生了作用,6月9日财政部致电陆兴祺,表示“賑济款贰万两,除前次汇款五千元外,余款并经费五千元由花旗银行汇来。”[24]

1915年6月10日,陆兴祺收到了财政部汇来的余款,即“由花旗银行汇来卢比银贰万八千七百四十一元”。[25]11日,外交部又致电陆兴祺,表示“”拟财政部已将汇款交陆氏分配,请他报告赈的噶伦堡难民人数和以后如何处置。[26]1915年8月,陆氏为此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专门的报告,即《呈报资遣出藏流落哲印等处难民回国情形缮具年籍花名男女大小丁口清册请鉴核文》,大总统袁世凯在8月7日批复为“交外交、内务、财政三部査照,册并发”。

在《呈报资遣出藏流落哲印等处难民回国情形缮具年籍花名男女大小丁口清册请鉴核文》中,陆氏指出,西藏发生变乱以驻藏川军和一些普通民众被迫离开西藏,除了1912、1913两年陆续回国的,其余流落在哲孟雄的大吉岭、噶伦堡等处的约有500多口,他们不立即回国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畏罪不敢回国者,有稍存余资藉小贸营生者,有因妻子在藏未出者,有汉人生长于藏地无家可归者,有土人曾充我营兵啣怨于藏人进退无路者”,又都“无非希冀藏事不久解决仍然返藏”。当时,他们的处境极为困苦,其中“流离哲境皆藉苦力谋生,暑雨露宿,烟瘴逼人,病亡相继,情形极为凄惨”。为解决他们的生计、去向问题,陆兴祺一直比较同情、关心,多次催促中央政府及早解决。1914年2月,他曾“将该难民实在苦情”报告中央,国务院电回复说“已交外交部妥为筹办”。而后因“藏事会议万分棘手解决无期”,又于1914年5月“电呈请饬部速行设法”,得到的回复是“已饬财政部设法筹济”,可6月3日至7月25日间又五次“电商财政部拨款汇印,款尚未到而欧战事起,印洋航路致生险阻遂搁置”。接着,“欧战波及青岛,国家多事,库藏支绌”,至此他再“不忍以此少数人民之困苦上渎钧德,致烦厪虑”,考虑如何安置或者遣返的问题。

他报告说,“此项难民多无切实工艺,人地又属生疏,前时工业未停,强壮者尚可自食其力,现在工程甚少无可营生”,对他们“与其赈济一时费款而无实济,莫若资遣回国生路较为宽舒”。随后,他派人前往哲孟雄之大吉岭、噶伦埠等地,“详细调査现在人数,一面招示各处难民愿回国者前来报名”,难民们“得闻此信如庆再生”。根据所派调査员的报告,1915年时人数“较去年所清査者约少二百余名,其中充苦力因病饿烟瘴而死者约五六十名,妇孺因无家主而返藏者数十人,现计只有三百数十人”,除“现有生计暂不回国人数约百名,暨现住病院未痊者十余人与僻远之处尚无音信者另行办理”外,已经报名“点验共计男女大小丁口一百九十名”。这190人已在6月23日“乘轮车来印度,经派员点验名数相符”,即搭乘“生谷拉号”轮船在29日上船,30日开驶回国。他已经编制了“资遣回国难民花名清册”,一并呈上,出资遣送这些难民的“车船服食等费”用在办理毕后再行造册报告。

对于这一批遣返回国的难民,他向中央政府强调,他们“多系川籍,现由哲、印回国,均在吴淞入口”,已经经通知滬海道尹兼交涉员,请在他们到达时“妥为照料资送回籍”。他还指出,难民中有些需要特别照顾,首先是土兵,“本系籍隶康藏等处,朴诚忠厚,未染狡诈气习,前次在藏战事最为出力,其服从命令临陈奋勇尤为特色”,现在回国后“无亲故可为容纳”;其次是“在藏生长之汉人”,他们“习居藏地,与内地亲族久已不相往来,此次遭变损失一空,回国则空拳赤手举目无亲,进藏又不可期”,“进退之难与土兵无异,情亦可悯”。对于这两种人,他称已经“咨请四川巡按使特别注意,优予安置,俾无失所之虞,无依之汉裔得遂其生,归向之远人适偿其愿”,对“于边事、民心亦不无稍有裨益”。他在遣返第一批难民不久,即“造具资遣回国难民花名清册”呈报中央,并以后表示“将资遣该难民等用过车船服食等费俟办理毕后再行造报”。[27]10月,他再次出资将第二批难民遣返回国,并汇报“资遣流印难民回国情形”,将第二次回国难民花名清册呈报民国政府。

对于陆氏救助、遣返难民的工作,当时国内各界就给予高度评价。一方面,中央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经费上给予全力支持。1915年10月,在接到陆兴祺关于“两次资遣流印难民回国情形”的报告,并将第二次回国难民花名清册呈上之后,袁世凯即令“外交、内务、财政各部暨蒙藏院查照”。1916年1月,陆兴祺呈递了“两次资遣出藏难民用过巨款造册呈请核销”的报告,袁世凯在1月3日即批复“交财政部审计院核销,册并发”。3月15日,财政部、审计院报告了“审査驻藏办事长官行署四年两次资遣流寓哲印难民回国支出经费”情况,建议准予“核销”,袁世凯在3月15日批复“准予核销”。[28]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尚秉和是辛亥革命的经历者,他从1911年起创作《辛壬春秋》,1924年刊行,在《西康(附西藏)》中介绍了西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史事,其中专门强调,“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29]《辛壬春秋》在1924年由“辛壬历史编辑社”刊行,王树枏、吴闿生、谷钟秀等人为此书作序,赞许倍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书中仍强调陆兴祺遣返难民之事,表明了当时舆论对此事的重视。

此外,作为被遗返者,这些难民对于救助他们的钟颖、陆兴棋的工作都感恩戴德。作为被遣返的人员,1917年前后“西藏被难官兵、商民、回番代表”张登魁、李家耀等130多人一份呈文中称,他们在西藏变乱后随同钟颖被迫出藏,到噶伦堡时“尚有数千人,除先行回国暨因难而死者不计外,所余者仅此数百人之数”,钟颖回国之前还让他们留在这里,“俟大举人藏时,尔等为内应”。此后两三年间,他们没有为重新进藏做“内应”的机会,反而“既被仇于藏番,复受凌于外人”,因此“禀请署长官陆兴祺,电请中央”,大总统“轸念难民为国受苦,准由印度照前次办法,经官节节遣送回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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